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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伙瑞思的春节假期：带着“山西胃”环游中国******
(新春走基层)英国小伙瑞思的春节假期：带着“山西胃”环游中国
中新网太原2月4日电 题：英国小伙瑞思的春节假期：带着“山西胃”环游中国
作者 高雨晴
“我热爱在中国的生活，在这里可以体验新事物，环游中国。”北到山西，南至云南、广东，在中国工作生活这几年，英国“90后”小伙瑞思(Rees)打卡过30余座城市。
今年春节期间，瑞思再次踏上旅程，前往中国南方，他想趁节假日多走走看看，用脚步感知多元中国。
山西人喜欢食醋，这让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的瑞思有了一颗“山西胃”。“当我在中国各地旅行时，总想在吃的东西里加几滴山西老陈醋。”
26岁的瑞思来自英国，现在是山西太原理工大学的一名外籍教师。儿时，偶然从纪录片中了解到中国，自那时在他心中便种下一个“中国梦”。
20岁那年，瑞思有机会来到中国旅行。时隔两年，他受邀到山西太原理工大学参加暑期教书项目，由此开启他在中国的生活。
瑞思来中国三年有余，今年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除夕那天，他入乡随俗，在其宿舍门口挂上对联，还给自己包了顿饺子。“我知道中国人喜欢吃饺子，我也很喜欢，因为饺子的馅料、味道和质地多种多样。”
喜欢研究美食，更热衷于旅行，每逢假期，瑞思都会奖励自己一场旅行。今年春节也不例外，瑞思早早就做好旅行攻略。
“以往，我都会特意去一些历史悠久或风景优美的城市。”瑞思说，今年他选择“南下”，到厦门、东莞、深圳、香港，与朋友一起享受假日时光。
在广东，瑞思被当地的大型工业园区深深吸引。“想到儿时拥有过的很多中国制造的东西，都可能生产于此地，就觉得很神奇。”到了香港，他感受到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
边走边看，边感受边分享。所到之处，瑞思都习惯用文字或视频记录下来，将其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发布在社交平台。“我非常喜欢与他人分享我看到的东西，希望他们能通过我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近几年，他都将旅游目的地锁定在中国境内。武汉、长沙、上海、苏州、重庆、大理……目前他游览过的中国城市超过30座。
在山西，瑞思也打卡过不少地方。2022年夏天，他参加山西卫视的一档沉浸式体验类节目，以体验官的身份，走进大同、朔州、晋中、临汾等地，从多个领域深度感知山西。
在山西大同，瑞思和当地村民一起晾晒黄花。 山西广播电视台供图“一直以来，在我印象中，山西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省份。”瑞思告诉记者，从这次体验中，5G炼焦技术、绿色发电厂等，让他感受到山西“新”的一面。
谈及居住地太原，瑞思表示“很高兴能留在这里”。平日里，他很喜欢逛当地的汾河公园，如今，沿河岸骑行已成为他的日常爱好。瑞思说，“在这里生活几年，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当地的传统文化。”
中国农历兔年已至，瑞思有三个心愿：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为自己的学生努力工作，继续把山西介绍给世界。(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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